企业家、慈善家、作家——张宗植

（1932届校友）

张宗植（1914年- 2004 年11 月6 日 ）江苏宜兴人，日籍华人企业家、慈善家和作家。曾担任新加坡石油公司日本分公司总经理、清华大学顾问教授、清华大学海外校友会日本分会名誉会长等。

1929年，张宗植考入浦东中学就读高一年级，成为学生刊物《浦中月刊》的编辑，结识了协助编辑叶君健，读书期间，接触了先行者们译介的一大批讲唯物论、辩证法的历史、哲学和文艺理论书，才觉得正中下怀，茅塞顿开。用他自己的话说：“辩证法的唯物论，为我启示了新的人生观，开拓一个崭新的世界。在我们那一段的青年期，这些书的大量出版，是唤醒青年热情和理性的号角。”的确是这样。中学阶段，可以说，在政治思想和文学修养等方面，张宗植已经奠定了他往后行事、做人的坚实基础。

浦东中学毕业，张宗植报考清华大学，学习期间，为了了解处心积虑侵略中国的东邻日本，还用心学习日语。他同时还加入了左翼团体“读书会”和“社会科学研究会”(后改称“社联”)，写文章，参加抗日爱国学生运动，成为校园活跃分子，并参加了地下共青团，又被推荐编《清华周刊》。1935年1月，一个寒冷的黎明，国民党军警来清华园搜捕进步学生，张宗植和一批同学被捕。4月底，张和徐高阮两人被作为要犯，押解南京。张被亲戚保释出来后，即赴日本留学去了。

　　1937年夏天，张宗植正在日本留学，突然爆发了“七·七事变”。张宗植气愤极了，他毅然带领来日本短暂度假的妹妹，于1937年8月中旬，回到中国。

　　张宗植赶回上海，随即赶往那时的抗日中心武汉。他与在武汉相遇的表兄何凤元一起去郭沫若领导的第三厅登记，在他们老师、清华大学张申府教授的领导下编刊物。由于良好的教养、素质及敬业精神，他就被邀去民生轮船公司服务，担任翻译、总经理室秘书、公司襄理等职。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联合国为处理战后问题召开有关国际海运的会议时，张宗植为代表团秘书兼顾问。

贸易专家，大显身手

　　1947年9月，原重庆广大华行老板卢绪章与卢作孚商量，派张宗植作为在美国纽约的广大华行派驻日本的贸易代表前往东京。张宗植依靠他在美、日两方良好的人际关系，“深挖细找”；靠自己纯熟的语言为两方搭桥，终于做成了日本向美国出口薄荷脑，进口非“盟总”管制范围的美国药品的第一笔生意。之后，张宗植又凭借他来自美国，对美、日两方贸易官员都熟识的条件，帮助一位来自中国的商人，打通关节，得到“盟总”批准，做成一笔从中国进口一千吨菜籽饼的生意(回程的货是日本人造丝)，一时震动了全东京的中国人，纷传“老张神通广大，有办法”。1949年夏天至1950年初秋，张宗植一个人成交的出口业务，接近日本出口总额的百分之一。张宗植是战后中日贸易的先行者、开拓者。

　　张宗植1950年10月在香港居住数日，朋友们是很希望他撤回港岛的。然而张宗植是不愿成为做事留下尾巴的人，中日贸易的余额如何追回?被扣货物如何取出另找主顾?这些未了之事不宜撒手不管；再说在日本他也还有些个人的事，不能一走了之。考虑再三，张宗植诚恳回答他的友人们：“任何环境下，不须过分担心。在中国来说，抛一粒散子在棋盘角上，棋局不发展到那一角，牺牲不大。发展到那一角上，说不定就会起一些作用。”这番语重心长的话，正是张宗植的心声。

　　慷慨解囊，无私捐赠

张宗植先生并不是腰缠万贯的资本家，只是新加坡石油公司下属的一个高级白领。他一生勤俭简朴，淡泊名利。作为在异国他乡的游子，张先生始终心系祖国的建设和发展，对祖国的科技教育事业更是满怀热情，慷慨解囊，竭力支持。怀着对祖国的眷恋之情和科教可以强国的信念，从1987年起到逝世前夕的2004年，他先后五次，把自己多年的积蓄、连同养老金和变卖部分家产所得，累计130余万美元，全部无条件地捐赠给清华大学和中国科技大学设立专项奖学金和奖教金的基金，鼓励青年师生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奋发拼搏。

张宗植先生在清华设立的“一二·九” 奖学金基金，和在中国科技大学设立的“张宗植奖学金、奖教金”基金，迄今是该两所大学奖学基金中金额最大的个人捐款。在清华、科大两所高校，他所设立的奖学金、奖教金，两校获奖师生累计约四千余人次。如今，他们中间许多人，已成为国内外知名的专家、学者、教授和学科带头人。

1987年，张宗植学长和教育部蒋南翔部长商量，希望把自己的积蓄捐赠给母校，设立“一二·九奖学金”，为了纪念那一代青年，纪念他们在山河破碎、国难当头的时刻立志报国的精神。希望青年有更好的学习条件，用所学知识为祖国富强、民族振兴而奋斗的热切期盼。

他在中国科技大学，设立“张宗植科技奖”和“张宗植青年教师奖”，以奖励成绩优异的青年学子和教师。1990年去中国“科大”参加授奖仪式时，他亲笔为学校题字：“发扬科学精神，培育建国人才”。 　　

关于这两份奖学金的设立，他在 1987年 9月 30日 给儿子的信说：“关于奖学金事——想来校方已经和蒋伯伯、滢华伯母联系上了，你知道有这事就够了，尽可能不要参加——你很聪明，我想你也懂得这事的本质，这是我年轻时的愿望，中国需要更多的知识和科技人才，一个抗日反帝的青年，后半生在海外生活，我缴付给日本政府的税，比日本人一生所缴的平均金额已经高出了二十几倍，这笔回收的资本，我今后用不完，将来成为遗产的话，日本政府要先缴60％以上的相续税，子女能分到的不到40％，要生前分给子女，税更重，我何必如此孝敬那些日本官僚呢?给中国作为公益捐款，不要缴税，中国可以全额受惠，同时也给了你一个无形的精神上的遗产。”

　　张宗植确实是一介书生，他的谈吐非常文雅，时时充满书卷之气；但他又是个精通世界局势和商业贸易的大专家。他赚钱，但决不为赚钱而生活。他是道地的文人，能用炽热、精细的感情，写出最美的文学作品。但他绝不是中国传统儒生，说他是“儒生”或“儒商”之类，这是亵渎了他，因为他始终是现代反帝反封建的斗士。

才华横溢，文学作家

张宗植先生又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文学作家。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他就参加“左联”的革命文艺活动，以其优美隽永的文笔，深邃的哲理，创作了许多文艺作品，发表于《文艺月报》、《国闻周报》、《清华周刊》、《大公报》等。清华出版社编辑段传极先生曾查到他在20世纪30年代的作品达68篇。其中《骚动》一文（《文艺月报》创刊号， 1933年 6月 1日 ，著名张瓴）曾被鲁迅和茅盾选入中国当代小说选本《草鞋脚》一书。

80年代后期，他重拾笔耕，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又开始了创作。耄耋之年的宗植先生笔耕不辍，先后撰写了《徐舍的星空》、《遥远的故乡》、《竹骡记》、《永远的青年》、《恒久的友情一悼念蒋南翔》，等等对童年的回忆和缅怀旧友的文章，曾发表于《传记文学》、《诗刊》、《长江文艺》、《光明日报》等许多国内刊物上。1992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了他的《樱花岛国余话》， 1996年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比邻天涯一张宗植怀旧文集》。 2004年他又在清华大学出版社付印了他怀旧文集的续集《海天一色》。

《比邻天涯》出版后，获得读者广泛好评。“拜读此书，真是一种享受。”“娓娓动人的笔下出现的日本人、美国人、乃至中国人，真乃是寥寥几笔，就栩栩如生。”诗人徐迟称他是“文坛宿将”；作家端木蕻良、高承志都说：“在他身上始终贯穿着一条一贯不变的红线，这就是他那热爱祖国，眷恋故土的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