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物理学家——赵富鑫

（1920届校友）

赵富鑫（1904～1999），字菊人，江苏上海县（今上海市浦东新区）三林镇人。著名物理学家，物理学教育家，九三学社中央委员，首批二级教授，西安交通大学终身教授，交通大学普通物理学课程的奠基人之一，大学物理教学泰斗，对物理基础课程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他教过的学生中有钱学森、张光斗、江泽民等。

     赵富鑫从三林高等小学毕业后，考入浦东中学就读，1920年毕业之后，随即考取南洋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1924年毕业后留校任教。他是我国大学自行培养的教授之一。历任交通大学物理系教授、物理系主任、普通物理教研室主任、校分部主任、校工会主席。交大西迁后，历任西安交通大学教授、物理教研室主任、数理力学系主任、基础部主任、图书馆馆长、校务委员。曾任全国高等工科学校物理教材编审委员会委员、副主任、代主任、顾问，中国物理学会第三届理事会理事，中国太阳能学会第一届常务理事，陕西省物理学会历届副理事长，陕西省科协第二届委员，陕西省政协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参议员及顾问，中国太阳能学会创始人之一等职。

    赵富鑫担任教学工作近70年，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他教学内容丰富，理论联系实际，注重教学方法，对学生要求严、态度亲切，极受学生欢迎和爱戴。1962年，他作为高等教育部工科物理教材编委会委员，参加制定了我国第一个工科物理统一教学大纲，组织并审定了我国最早的两套统编物理教材，奠定了我国大学物理教材的基础。“文革”后他担任了该编委会副主任委员，对高校工科物理教材的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翻译了美国Sears编的《物理》教材第二册及美国电工丛书《电照学》和《电热》，与崔容强合编了《太阳能电池及其应用》，填补了当时中国太阳能电池教材的空白。　　

　　赵富鑫教授曾在一篇自传性文章的开头说：在这几十年中，我历尽沧桑。以时代讲，从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国家讲，从一个贫穷落后饱受帝国主义欺凌压迫的贫困大国到各项建设正在蓬勃发展的社会主义国家；以个人政治思想讲，从一个不问政治的知识分子到一个紧跟共产党走的合格的共产党员；以工作地位讲，从一个只知教书的教书匠到一个能对党的教育事业作些贡献的所谓终身教授。

   大学毕业留校后，他与留美归国的物理教授裘维裕、周铭一起，借鉴麻省理工学院的教学经验，改革物理教学，提高教学质量。物理教学除基础理论外，改革的方向是重在工程应用。他协助两位教授准备实验仪器设备，编写讲义，开出课程，建立制度。经过两三年的不懈努力，全部60个实验的准备工作完成，实验设备不少是自制的。而且实验内容丰富，结合实用，其中不少还保留在现用教材内。他在讲课时，不用现成教材，而是自编讲授提纲，用外语讲授，教学水平受到学生称颂。他注重与学生广泛接触，每届100多学生，先生能指出他们的优点、缺点，说出他们的学习情况，他们的性格特点，关心他们的成长。因此，教过的学生，毕业后无不怀念尊师，其中著名者如钱学森、张光斗、江泽民、季文美、曹鹤荪、张钟俊、张煦等。

抗战开始，在8年中，上海先成为处在铁丝网内的“孤岛”，后来又沦于日寇铁蹄之下，赵富鑫不仅生活上经受困难，精神上尤感亡国之痛。抗战胜利后，他受各种爱国革命运动启发，从同情革命，萌发起初步的革命觉悟。解放后，直接受到党的教育，接触工农，终于抛却“君子不党”的思想，加入九三学社，为实现九三学社“民主与科学”的目标而奋斗，参与政治生活。尤其是迁校后，为了纠正受政治气候影响出现的违反教学规律的作法，做了很多工作，对提高基础课教学质量作出了贡献。

赵富鑫于195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十年动乱中，身处逆境而信念不移，受到批判冲击，但他不自屈自卑，认为这种“不符事实，没有充分理由的批判总是可以弄清的，不必惧怕，也不必丧气。”对监护自己的同志说：“就是你们要我自杀我也不愿。”

1970年，动乱风波刚刚平息，学校将恢复教学工作，但尚未正常化，几位青年教师提出试制太阳电池并推广应用，虽然身患疾病，但仍积极参加其中，与青年教师一起借用和自制设备，从各种刊物和学术报告以及各地情报所搜集资料，这些工作对光电池研究开发有较大作用，他乐此不疲。赵富鑫与崔容强一起编写了《太阳电池及其应用》一书，这是国内光电池教材最早的一本。此外，还翻译了光电池有关教材及论文集。他是在国内从事光电池研究较早的学者。后来成为中国太阳能学会的创始人之一。1977年以后。先生又积极承担起全国工科学校物理教材的编写与审阅工作。1979年原高教部决定恢复各课程教材编审会，出任副主任、代主任、顾问等职，直至1984年卸职，为高等工科物理课程的建立与发展作出了贡献。

在执教近70年的教育生涯中，赵富鑫在自传中写道：“我究竟为国家作了哪些贡献呢？这问题在我心中已存在了好久，想来想去，我主要还是通过教学工作对培养人才作了一些贡献。我几十年中所教过的学生数以千计，由于我教学态度负责，要求一贯从严，因此我教过的学生当时都有些怕我，甚至有些不满，但是工作后，回忆到由于我要求严而教学态度好，使他们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因而对他们一生工作都有帮助，几十年后重见时，他们都衷心地感谢。我也由于他们的感谢而引以为自慰，觉得自己对培养人才确实作出了一些成绩，有些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不亦乐乎之感，而乐于以桃李满天下自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