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教育先驱—— 顾宜孙 教授

一十年代校友

顾宜孙（ 1897年 10月 10日 — 1968年 8月 24日 ），字睛洲，上海南汇人（现浦东新区），著名结构工程专家、教育家，工程教育先驱， 国家一级 教授。曾当选为中国土木工程学会理事长、武汉长江大桥技术顾问委员会委员。曾任九三学社唐山分社副主任委员，政协河北省第一、二、三届委员，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曾担任国立交通大学校长和国立唐山工学院院长，唐山工学院著名的“五老四少”之一。

    勤奋学习，成绩优异

顾宜孙，出生于上海市南汇县一个世代书香的家庭。南汇第一高等小学毕业后，考入上海浦东中学就读。1915年考入上海交通大学土木工程系，1918年以优异的成绩获工学学士学位。当年考取清华学堂公费留学，在美国康乃尔大学攻读结构工程为主兼铁路工程及力学，1919年获硕士学位；192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与胡适同届，当时尚无工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题目为“一铰拱桥的研究”，这篇论文曾刊登在康乃尔大学校刊上。因他在校学习成绩优异，曾获“麦克劳”奖学金，并被推选为西格玛克塞（Sigama Xi）荣誉学会会员，还担任留美学生会纽约支会的社会工作。当时，因其论文水平被评为优异而获奖给金钥匙的荣誉，时年仅24岁。

志在报国，献身教育

1921年7月至1922年10月在纽约Moran-Maurice-Proctor顾问工程处任技术员，参加过哈得逊大桥、美国国家储备银行、华盛顿纪念碑等的设计，受到重视。但他感到为外国人工作没有意思，毅然于1922年底回国，应唐山交通大学之聘为教授，1938至1939年曾短期为中英庚款董事会借用到云南大学任特约讲座，1939年又回到当时内迁在贵州平越（今贵州省福泉市）的国立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任教。那时国立交通大学北平铁道管理学院内迁的部分师生，也来到贵州，1942年校名改为国立交通大学贵州分校。他自1941年起任土木工程系主任，1945年起任国立交通大学贵州分校校长。抗日战争胜利后学校复员唐山，他仍任国立唐山工学院院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教务长兼土木系主任、桥隧系主任；1963年又出任主管科研和研究生的副院长。

教书育人 孜孜不倦

顾宜孙具有渊博的学识，且在数十年的教学生涯中始终兢兢业业、一丝不苟，一贯重视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他讲课全部用英文，课程包括结构理论、高等结构理论、圬工设计、钢筋混凝土结构设计、钢结构设计、钢桥设计等并指导毕业论文。抗战期间很难聘到教授，他几乎一人挑起结构专业的全部课程，教学工作量畸重，还要担任行政工作。

他备课认真，将学生所应掌握的内容凝炼为包括各种符号在内的笔记。他讲课也很有特点，总是先在黑板上写出内容提要，待学生基本抄完再进行讲授。他讲解清楚，重点突出，学生容易掌握他的思路，教学效果极佳。他主张基本内容一定要讲清楚，不敷衍、不含糊，要求学生基本功扎实，为将来发展储备后劲。而且他还善于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善于培养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

顾宜孙十分重视青年教师的培养。他要求青年教师应打好扎实宽广的基础，会一门课程，还应再专精一门。他给助教安排辅导任务时即是本此原则，常是一门基础课加一门专业课。升任讲师后便安排重点深入某一专业，但也不固定在一门课程上。他尽可能地帮助青年教师出国深造或到现场进修，以期培养有理论也能实干的接班人。

苦心孤诣 建立和发展桥梁和结构学科

顾宜孙在组织和领导教学工作中十分重视学科的设置。制定和修订教学计划，选用新教材、新规范和新理论。使交大唐院的学生在校学习时能获得世界学科前沿的知识。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交大唐山工学院土木学科起初只有一个土木系，涉猎面广，但专业深度不够。为此，他进行了改革，学校陆续开设了铁路、结构、水利、市政卫生和建筑五个专门组，这样培养出来的土木学科各类专门人才很受欢迎。顾宜孙在任院长、土木系主任的同时，一直是结构组（门）（含桥梁和建筑结构）的教授。

新中国建立后，他建议学校将土木系分成土木和结构两个系，提高教学水平。他改任结构系主任。为了更新知识，充实教学内容，将处于世界前沿的前苏联有关科技知识及时介绍给学生，他开始关注前苏联工科教学计划。为了直接阅读俄文文献，他不顾自己已近60岁的年龄，开始学习俄文。在短短几个月内，他从一个俄文盲达到借助字典能看俄文资料的水平。1952年5月，他参照前苏联将学科结合新产品设置专业的特点，将结构系改为桥梁隧道系，下设桥梁和隧道两个专门（以后改为专业），教师按课程建立教研组。顾宜孙任桥梁隧道系主任。唐山交大桥梁隧道专业制订的教学计划，为全国有关学校所采纳。1956年又在桥隧系内设立了工业与民用建筑专业。

为了提高教学质量，顾宜孙十分注意试验室的建设。他制订了详细的试验室发展、建设和实施计划。在他不懈的努力下，逐步建成了材料力学、土力学、建筑材料、偏光弹性分析、工程结构试验室，招收研究生和开展科学研究工作，一个完整的桥梁和结构学科建成了。

淡泊名利，筚路蓝缕

1922年学成回国时，顾宜孙放弃了师长和亲人们要他留在上海的建议，来到当时还较为偏僻的唐山交大任教，长达47年，他都以校为家，急校所急，与学校同呼吸共命运。

1937年“七·七”事变后，唐山沦陷，学校师生被迫南迁。他抛家舍亲，只身从上海乘船绕道越南进入昆明。当时的云南省主席龙云得知他的到来，便礼聘他在云南大学任中英庚款特约讲座。但当他得知交大唐院已在贵州平越复课后，即毅然放弃了云南大学的一再挽留和较优越的条件，在一年合同期满后于1939年春即赶赴平越。他和罗忠忱教授等齐心协力，苦心支撑着学校度过一个又一个难关。

1944年12月初顾宜孙临危受命，毅然担当起打前站去重庆寻觅并筹建唐山工学院新校址的艰巨任务。他日夜操劳，筚路蓝缕，计工估料，终于在1945年1月中旬接纳了所有逃难来渝的师生员工，并按计划开课，使学校得以弦歌不辍。不久，接替了年逾花甲的罗忠忱教授担任交通大学贵州分校校长。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又多方奔走，克服重重困难，操持着学校复员唐山。于1946年11月恢复了上课，校名改为国立唐山工学院，他仍任院长。

1948年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前夕，国民党在其统治区内对进步势力加紧迫害，顾宜孙对学生的进步思想内心是认同的，对学生运动是同情的，多次用辞职来表明自己的观点、保护自己的学生。

1948年11月，唐山工学院大部分师生及家属南迁上海，迁沪后，仍有人主张继续南迁，甚至有人提出迁往台湾。在这关键时刻，顾宜孙和许多师生站出来顶住了这种倾向，坚持在上海等待解放。顾宜孙当时感到心力交瘁，于是接受校友茅以升等的建议聘请唐振绪校友为水利工程教授并代行院长职务。这样便稳定了南迁师生的情绪，保护学校免遭更大的损失。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他积极发挥其作用，以其声望协助当时的学校领导多方面延揽人才，邀请各学科有关名师和自己在国外的学生回国执教，许多学者均在此时应邀回国或来校任教，为学校以后的大发展创造了条件。

真正的人生 爱国的学者

新中国成立后，通过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触，更加深了他爱党爱国的信念：爱国就必须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就必须拥护社会主义。

 “文化大革命”中，他和很多教授一样，遭到极不公平的待遇。面对逆境他泰然处之。

顾宜孙自奉俭朴。自抗日战争时起，其夫人、孩子长期居留上海，他一人在学校工作，在食堂吃饭。衣着也不讲究，1959年在北京参加国庆十周年纪念会时，人民大会堂门卫对他的证件反复端详才予放行。后来他为了出席重要会议时不受阻才为自己做了一套新衣。他私生活甚是严肃，无任何嗜好，课余以打网球和桥牌或跳交谊舞自娱，并借以锻炼身体。

顾宜孙 先生的道德、学问、文章，堪为后世教育工作者的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