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微生物先驱——朱宝镛
(二十年代校友)
朱宝镛(1906—1995),浙江海盐人,中国微生物先驱,我国第一个高校发酵工程学专业的创建者,我国发酵科学的著名教育家、科学家、酿酒专家。曾任轻工业部教材编审委员会委员,发酵教材编审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委员会轻工业组组员;中国化学化工学会江苏省分会常务理事兼学术委员会主席;中国轻工业协会第一届副理事长;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轻工专业一组组员;轻工业部发酵工业科学技术专业组副组长;中国微生物学会理事;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工学)学科评议组成员兼轻纺组召集人;无锡轻工业学院学术委员会主席和学位委员会主席;中国微生物学会工业微生物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江苏省政协第一、二、三、四、五届委员会委员,第四、五届委员会常务委员等。
先后就读于澄衷中学、南洋中学、浦东中学、东吴大学第二附中, “五四运动”期间,在爱国热情的驱动下,朱宝镛参加了反帝大游行。经过“五四运动”的教育,年青的朱宝镛目睹国家积弱不振和沦为半殖民地的悲惨境地,萌生了“实业救国”、“科学救国”的志愿,在家人的支持下,1924年他东渡日本留学,先后在横滨高等工业学校和大阪帝国大学学习应用化学和酿造科学。留学在外的朱宝镛仍是满腔爱国热情,1931年“九·一八”和1932年“一·二八”日本侵华事件发生后,他愤然退学,离日返国,以示抗议。此后他又去法国巴黎巴斯德学院继续深造发酵学科。在学习期间,他被选举为“中国留法巴黎学生会”常务理事,曾代表学生会出席了在荷兰召开的“中国留欧学生代表会”,他和学生会主席等6人还参加了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召开的“国际反侵略大会”。1936年,朱宝镛毕业于比利时布鲁塞尔国立发酵工业研究学院,获生化工程师学位。
回国后,朱宝镛被聘为烟台张裕葡萄酿酒公司第一个华人工程师并兼厂长。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他为避免当汉奸和亡国奴,毅然放弃了优厚的待遇,相继在上海东南医学院、西北联大工学院、西康技艺专科学校、四川金堂铭贤农工学院、四川乐山中央技艺专科学校、重庆中央大学、四川大学等校教授,抗战胜利后他返回上海,任同济大学教授。
上海解放后,朱宝镛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新中国的教育事业,1949年秋应无锡江南大学之聘,执教于这所学校,并在该校农产制造系的基础上,改建成我国第一个食品工业系,设发酵、食品、油脂、制糖等专业课程;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时,他任南京工学院建院筹备委员会委员、发酵教研组主任,这是我国高等学校设立的第一个发酵专业,艰苦创业,勤俭办学,面对困境,他自编讲义,花了一年左右的时间,在1954年完成了一本约有20万字的《啤酒工艺学》讲义,这可以说是我国第一本啤酒教材的雏型。他还花了半年左右时间编写了约10万字的《葡萄酒工艺学》讲义。60年代他参加编写的《酿造工艺学》教材,被作为轻工业部高等学校发酵专业科学生通用教材,为我国发酵学科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对我国传统发酵工业、酿酒工业的教学作出了开拓性贡献。1958年,他又参加无锡轻工业学院创建工作,并被委任为无锡轻工业学院第一任教学副院长,1962年,他招收了我国第一个发酵工学的硕士研究生,是中国酿酒工程师的摇篮-江南大学(原无锡轻工大学)的奠基人。
从事教育的几十年间,朱宝镛教授几乎一直没有离开三尺讲台。他能熟练地讲授微生物学、食品生物化学、酿酒工艺学等课程。他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有着自己独特的教风:他曾说过“你给学生一杯水,自己要有一桶水。”因而他备课十分认真,同时不死守教材,注意及时增加新内容;他能够因材施教,循循善诱,讲课深入浅出,即使抽象的理论、枯燥的公式,他也能讲得生动风趣,引人人胜,因此他的课很受学生欢迎;他重视实践,强调理论联系实际,注意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他经常亲自为学生联系实习场地;他在传授知识的同时,也没有忘记自己作为一名教师教书育人的职责,对于当时一些学生专业思想不稳定,他利用上课时进行专业思想教育,激发学生爱国热情和学习本专业的积极性;朱宝镛教授不仅在学校里关怀学生,学生毕业后他还继续给予关心,有不少学生毕业后在工作岗位上遇到问题,还常来向他请教,他总是有求必应。
朱宝镛教授被称为“啤酒大王”,为中国啤酒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早在1934年他在比利时求学时,他的毕业论文题目是“酵母在大米基质中蜕变的研究”,也就是研究用大米制造啤酒,独有见地的打破了只能用大麦制造啤酒的“正统”说法。 50年代时为发展我国的啤酒工业,他研究的题目是:“使用大米及玉蜀黍代替麦芽制造啤酒的初步试验。”从而解决了啤酒制造的原料问题。
朱宝镛教授对我国啤酒工业的发展作出的贡献,还在于几十年来他对各地啤酒厂的生产不断给予技术指导,对于他们在生产过程中碰到的问题,通过自己的研究想方设法给予解决。朱宝镛教授认为多产啤酒的潜力还要臻力于内部去挖掘。1982年,他给上海华光啤酒厂提出了“浓醪生产、稀释成分”的建议,他们采纳后在不增加人力、设备、保证质量的前提下,产量一下子就提高了25%。
朱宝镛教授不仅是啤酒业的权威,他对葡萄酒、白酒、黄酒也无不精通。解放后东北通化葡萄酒厂为恢复生产,求援他相帮,他怀着为新中国酿造业贡献智慧和力量的一股热情,与该厂工人们日夜奋斗在一起,分离出了三种山葡萄酒酵母,命名为通化一号、二号、三号,并用于生产。通化葡萄酒厂为表达感激,特地把他们生产的酵母以南京工学院为名,即为“南工一号”、“南工二号”、“南工三号”。50年代时朱宝镛教授曾建议无锡酒厂改变米酒——“无锡老熬”的生产方法,并且把学校发酵罐转让给该厂试用。无锡酒厂是我国生产黄酒最早使用大发酵罐发酵的工厂,后来逐步在其它地区推广。60年代初时,震泽酒厂等几家生产白酒的工厂,先后发现在发酵过程中产生一种气体,其味十分难闻,常使操作工人流泪,并且白酒容易变坏,经朱宝镛教授指导,终于解决这一问题。
朱宝镛教授在从事科研努力发展我国酿造业的同时,对于中国酿酒史也进行了深入研究。中国是有着悠久酿酒历史的国家,但50年代时朱宝镛在教学过程中发现,我国传统酒类教学参考资料却极难找到,所以他暗下决心要广泛、深入收集有关中国酿酒史资料并进行研究,写一部《中国古代酿酒技术史》。他还应《中国对外贸易》杂志的要求,写了《酿酒史话》五篇,在该刊分期连载。
朱宝镛教授对我国发酵业所作出的贡献不仅表现在教育、科研上,他还发挥自己的外语优势,翻译了大量国外最新资料,为我国食品、发酵工业的发展提供信息。五、六十年代,发酵专业刚建立时,缺乏这方面的中文教学参考书和参考资料,他翻译了一些国外的书籍和资料发给学生,给学生提供了很好的学习资料。70年代初时,朱和其他一些教师负责翻译外文资料,编写出版《轻工科技资料》。他如饥似渴地翻阅各国的有关科技资料,面临与国外科技水平差距拉大的形势,这位饱经沧桑的爱国知识分子产生了“急起直追”的心情,他翻译了大量国外有关食品、发酵方面的新技术、新工艺等科技资料和信息,给各生产厂和有关单位带来了不可估量的社会效益。
1994年90岁寿辰之时,广大子弟弘扬朱宝镛教授的丰功伟业,继承发扬他的治学精神,成立“朱宝镛奖学金”,作为学生的最高荣誉。
正是凭着他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孜孜不倦的追求精神,在发酵专业领域辛勤耕耘了50多年,为我国的发酵、食品工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