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人民日报》短评《一位老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称：“‘只称一个老共产党人，不要其他称谓’，这样的遗嘱在我们党内是第一人。”这里所讲的“党内第一人”就是浦东中学校友李一氓同志。

李一氓，四川省彭州市人。早在青年时代，他就受五四运动的影响，积极追求真理，参加进步学生运动。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李一氓曾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部科长、南昌起义参谋团秘书长，后在中央特科工作。参加过长征，并先后任陕甘宁省委宣传部长、新四军秘书长等职。抗战胜利后，李一氓先后任苏北区党委书记、苏皖边区政府主席、华中分局宣传部长、大连大学校长、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常务副部长、中纪委副书记、中顾委常委等职。1990年李一氓在北京因病逝世。

他一辈子热爱文化工作，在诗词、书法、古籍整理、字画和京剧等方面都颇有研究，在担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期间，团结全国专家，主持整理了被称为“世界文化史上的奇观”的皇皇巨著《中华大藏经》，对收集、整理和出版古籍倾注了极大心血，对保护和发扬祖国文化、民族传统发挥了重大作用。

值此浦东中学校友李一氓诞辰120周年之际，让我们循着他的红色记忆，缅怀他的不朽功绩，学习他的崇高风范和革命情怀，表达对这位老共产党人永远的怀念。

1925年，为支援五卅运动，在上海的四川同乡成立了“上海四川旅沪学界同志会”。李一氓就是在这里与郭沫若相识的，他们不仅是同乡，还是成都石室中学的校友，从此，二人成为莫逆之交，结下了几十年的战友和兄弟的深厚情意。此时，李一氓在东吴大学已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北伐开始，李一氓和郭沫若一起经历了许多历史事件，并且充当了周恩来和郭沫若的联系人。在南昌起义途中，周恩来和李一氓共同介绍郭沫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投笔从戎共赴北伐

1926年，李一氓和郭沫若先后来到广州，李一氓任国民政府政治训练部宣传科长，郭沫若任广东大学文科学长。在广州，李一氓和郭沫若在相互往来中进一步增进了了解。1926年7月，郭沫若决定辞掉广东大学的工作，投笔从戎，参加北伐。他的这一决定是一生中的一个重要转折，李一氓在这方面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李一氓曾陪同郭沫若去见周恩来，随后，在周恩来的安排下二人一同加入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踏上了北伐的征程。

部分在北伐军中从事政治工作的共产党员在南昌合影。前排右一为李富春、前排右二为朱克靖、前排右三为郭沫若、后排左三为林伯渠、后排左二为李一氓

郭沫若年长李一氓11岁，早已是名满文坛的大诗人，李一氓自然对郭沫若怀有仰慕之心。郭沫若对这位小兄弟的性格也非常了解，他在自传中多次描写说，“德谟素来是很沉默的”，“民治的不说话是他的特征，他在无声无息里面把一切的事情都干好了”。虽然二人性格各异，但心有灵犀，他们既是志同道合的战友，又是亲密无间的朋友。

翻开郭沫若的自传《北伐途次》《脱离蒋介石以后》等章节，李德谟、李民治（李德谟、李民治均为李一氓曾用名）的名字频繁出现。北伐期间，郭沫若先后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科长、副主任，李一氓先后任总政治部秘书、秘书长，从广州到武汉不久又转到南昌，他们风餐露宿、星夜登程，武昌城下，历经枪林弹雨、目睹战友牺牲（俄文翻译纪德甫不幸中弹牺牲），整个北伐期间，他们朝夕相处，同甘共苦，相知甚深，相互信任。

1927年初，当郭沫若被任命为总政治部副主任，奉命由武昌去南昌主持政治部工作时，“挑选了六个我认为是能干而必要的同志和我同去。李德谟便是其中一个”。李一氓负责总政治部的一切来往文电和核批一切来往公文，工作效率高，特别是稿案无留牍，被郭沫若形容为支撑当时政治部这座宝鼎三根柱脚之一。此外，李一氓还是郭沫若与共产党保持联系的重要人物。那时，中共中央为了统一南昌部队党的工作，成立了一个南昌军委，李富春为书记，成员有林伯渠、朱克靖和李一氓，后来朱德也参加进来。李一氓回忆:“成立南昌军委这件事对郭沫若也不保密。我去开会前总是征求他有什么意见，回来以后，除必须保密的以外，我也向他简单地报告讨论内容。”他举了这样一个例子:蒋介石为笼络郭沫若，特批每月发200元津贴。这在当时是一个很大的数目，郭沫若通过李一氓征求党的意见以决定是否接受。军委讨论之后认为他可以接受，便由李一氓传达讨论的意见。

就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夜，李一氓奉命带领总政治部的先遣队30多人前往上海。到达上海后，李一氓找到了当时在上海主持军事工作的负责人周恩来，并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在上海开展工作。白崇禧奉蒋介石的命令派了一个武装连，去捉拿总政治部中以李一氓为首的共产党员。多亏周恩来斗争经验丰富，及时提醒了李一氓，使他化险为夷。

与此同时，郭沫若在南昌朱德家里写下那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的讨蒋檄文后，与蒋介石彻底决裂，并赶赴上海与李一氓会合。走到苏州时郭沫若听闻上海总政治部被查封，有人被捕，对李一氓等人的安全非常担忧，曾一度写好了遗嘱，下决心去见蒋介石，以换回李一氓等被捕同志。幸好去上海打探消息的人及时赶回并带来了李一氓给郭沫若的信，郭沫若得知李一氓等人是安全的，不禁喜出望外地说：“啊，现在我还怕什么呢？就是走路到上海，也不过仅仅200多里的路呀。”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的第四天，郭沫若到达上海。李一氓在内山书店与郭沫若秘密接头并将他接到自己的住处，安排郭沫若与周恩来见面。在周恩来的指示下，郭沫若和李一氓先后回到武汉，分别被任命为张发奎指挥的第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和主任秘书。

起义途中郭沫若入党

 南昌起义爆发时，郭沫若、李一氓等政治部人员都在九江。得到消息后，郭沫若拒绝了张发奎的挽留，计划和政治部一起前往南昌，但是张发奎临时变卦，只给郭沫若提供一辆能坐四五个人的手摇车。最后决定，由潘汉年带队将政治部里的中共党员全部撤出送回上海。郭沫若、李一氓、阳翰笙（四方面军政治部秘书）和梅龚彬（第四军第十一师政治部主任）四人摇着手摇车，连夜赶往南昌。途中，他们遭遇从南昌败下来的敌军散兵的打劫，郭沫若被乱兵打倒在月台，扭断皮带，打碎眼镜，李一氓也挨了打，手枪被抢走。当他们重新踏上征程，丝毫没有懊悔，在手摇车上笑谈这次遇险时，还凑出一副对联：“郭主任背腹面受敌，李秘书上中下俱伤。”革命的乐观主义跃然纸上。经过几番周折，死里逃生，他们终于在8月4日赶到南昌，见到了贺龙、周恩来等人，加入了起义军的行列。郭沫若被任命为革命委员会委员兼宣传委员会主任和总政治部主任，李一氓被任命为参谋团秘书长（参谋团主任是周恩来，参谋长是刘伯承）。“我自扣舷心事急，红旗昨已插南昌。”这两句诗是李一氓1962年由九江上庐山，回忆起35年前往事所作，表达了当时追赶南昌起义部队的急迫心情。整个起义过程中，李一氓和郭沫若经常见面，后来在瑞金，李一氓与周恩来一起介绍郭沫若加入了共产党。 

李一氓在谈到郭沫若入党时回忆道：“究竟是郭沫若提出在先，还是组织上要他入党在先，现在无从说起。我看这不是一个重要问题，因为当时对郭沫若来讲，入党的时机已经成熟了。”

郭沫若书赠李一氓联语“民生正涂炭 治国羡劳农”

离沪前后战友情谊

1927年秋，李一氓和郭沫若先后辗转回到上海。组织上原计划是安排郭沫若一家和李一氓去苏联，但在临行前，郭沫若突患急症，无法成行。在白色恐怖的上海，郭沫若和周恩来的联系基本上通过李一氓进行。郭沫若住院期间，周恩来不便去医院，就派李一氓、阳翰笙等人经常去照看。当时郭沫若是国民党通缉的要犯，上海不能久留，郭沫若康复后，周恩来便安排他前往日本避难。在郭沫若于1928年2月所写的两篇日记中记录了此事。

二月九日 星期四

······

豪兄(即周恩来)不来，一时不能动身。恐怕十一号不一定能够走成。仿吾说，明早去会梓年，请他去告诉豪，因为他听啸平说，民治已经搬了家。

二月十日 星期五 晴

豪和民治来，同吃中饭。

······

郭沫若离开上海的前一天晚上，幸好及时得到李一氓通过郑伯奇送来的消息：“寓所已由卫戍司令部探悉，明早要来拿人。”于是当晚提前离开家，有惊无险，第二天（1928年2月24日）顺利地离开了上海。

离沪之前，郭沫若经周恩来同意，安排李一氓和阳翰笙加入了创造社，以加强创造社中党的力量，并提议由他们二人以创造社的名义创办《流沙》杂志，进一步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同时也可以赚取编辑费以增加生活收入。

郭沫若到日本后，李一氓作为他的入党介绍人和他保持单线联系。1929年初，创造社被查封后，原来创造社每月给郭沫若的100元生活费断绝了，使郭沫若的经济十分困难，李一氓想方设法为郭沫若的研究收集资料，联系出版书籍，发表文章，帮助他度过经济危机。郭沫若在其自传《海涛集》中写道：“怎么办呢？一家人饿死在日本吗？······我写了《我的幼年》和《反正前后》，我翻译了辛克莱的《石炭王》《屠场》、稍后的《煤油》，以及弥海里斯的《美术考古学发现史》。而这些书都靠着国内的朋友，主要也就是一氓，替我奔走介绍，把它们推销掉了。那收入倒是相当可观的，平均起来，我比创造社存在时所得，每月差不多要增加一倍。这样也就把饿死的威胁免掉了。”

流亡日本的十年间，郭沫若在中国古代史、考古学、甲骨文、金文等研究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于1930年至1931年间相继出版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这三部在国内外产生很大影响的专著也是经李一氓奔走联系才得以出版的。尤其是《甲骨文字研究》这部书，在收集资料时就得到了李一氓的帮助。郭沫若自述道：“国内有不少的朋友曾经帮助过我，特别是李一氓（就是李民治），他替我把所需要的书陆续地收集、购寄，使我跑东京的时间也就省下了。”它的出版颇费周折，“仍然应该感谢李一氓，是他向上海大东书局为我交涉办成功了。”郭沫若也帮助李一氓的译作进行校正，例如李一氓翻译的《马克思论文选译》和《新俄诗选》都是郭沫若以笔名“乜乜”校正的。

现存于上海鲁迅纪念馆的档案里有一份国民党关于参加第一次成立大会的左翼盟员名单的文件，名单中共有49人，郭沫若名列其中。当时郭沫若在日本避难，显然没有参加左联的成立大会。但是，郭沫若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创造社的元老，在左联成立前后，上海的有关同志与他有过交流沟通，并达成了共识。作为第一届“文委”成员并与郭沫若保持单线联系的李一氓无疑是做了工作的，协调了与鲁迅的关系。郭沫若曾经把《少年维特之烦恼》一书的版税捐赠给了左联，并委托李一氓将新作《甲骨文字研究》赠送给鲁迅。郭沫若在海外十年的研究成果显著，丰富了左翼文化运动的作品，被禁足在国门之外独处困境不能置身在革命队伍中的郭沫若，能够以这种方式参与左翼文化运动，与李一氓的帮助有很大关系。

离沪之前，郭沫若书赠李一氓联语以为留念:“民生正涂炭 治国羡劳农”。这副嵌字联的上款为“民治吾弟”，下款钤“戎马书生”和“郭沫若”两印章，这副对联是郭沫若的重要书法作品，也是记载二人革命情谊的极为生动的历史见证。

遗憾的是，1932年李一氓奉命撤离上海前往瑞金中央根据地，暂时中断了与郭沫若的联系。

相知默契终生友谊

1937年6月22日，郭沫若曾给李一氓写过一封信，但当时由于政治环境原因，信件最终没有寄出（现存于郭沫若纪念馆）。郭沫若在信中称已接到李一氓的两封来信，表达了他没能直接参与长征的遗憾，进一步表达了他的革命斗志始终没有动摇过，在信尾转达对“因心兄”的问候。因心兄是指周恩来，这种代号的使用可以看出两人的相知默契。

1937年，郭沫若回国参加抗战。1938年初，分别10年之久的两位老友在武汉重逢，兴奋之情溢于言表。郭沫若在周恩来的力荐下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管宣传的第三厅厅长，李一氓则担任新组建的新四军秘书长，奉命带领部分政治工作人员从延安途经武汉，进而向皖南新四军军部集结。短暂相聚后，他们又奔赴不同的抗日战线。在艰困的条件下，郭沫若带领三厅以各种形式广泛宣传抗日，鼓舞民众，聚拢了爱国文化界人士，唱响了救亡的洪波曲。

皖南事变后李一氓突围辗转来到桂林，还未与党组织联系上。回想半个月前的腥风血雨，李一氓不无感触，写了一首《绛都春》词，没加上下款，寄给了在重庆的郭沫若，相信他定会猜出来写此词者为谁，可以代报平安。从书体和词义上郭沫若立刻断定出自李一氓之手，当即汇款几百元钱到桂林。虽然李一氓当时已经离开桂林，但他非常感谢这份知之既深的真挚友谊，1942年底在盐城时，李一氓又曾寄给郭沫若一首《念奴娇·寄沫若重庆》，中有“桂林邮汇，感君慰我穷蹙”之句。

抗战期间，郭沫若创作了大量抗日抒怀的诗篇和多部有影响力的剧作。1944年春，郭沫若在重庆发表了《甲申三百年祭》，被中共中央列为全党的学习文件。文章以大量史料论证了明亡的根本原因在于朝政腐败，民心尽失，并总结了李自成从兴盛到衰败的历史教训。

李一氓则战斗在苏北的抗日根据地，抗日战争胜利后，又先后担任苏北区委副书记、华中分局宣传部部长和苏皖边区政府主席，不仅为苏皖边区的政权建设、经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也为文化工作倾注了大量心血。李一氓曾亲自组织了一个京剧团，演出多彩多姿，十分活跃，深受广大干部和群众喜爱，活跃了敌后的文化生活。不过组织这么一个剧团，却惹出了一场风波：有人向华中局告状，罪名是“不艰苦奋斗”“买行头”“唱旧戏”。李一氓当然不会畏惧，但是要如何处理这件事呢？李一氓后来回忆道：“千幸万幸，郭老的《甲申三百年祭》已由延安广播，敌后别无参考书可得。就凭这篇文章内容，我闷声不响，连人物和故事情节，敷衍成一出京剧脚本，定名《九宫山》。”演出以后，颇得好评，受到华中局的肯定。

1948年初，为参加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包括郭沫若在内的一批知名民主人士秘密离开香港，绕道至大连再到沈阳前往北平。李一氓时任旅大地区党委副书记，参与接待了他们。老友相见，重温20多年的战友情谊，共同憧憬新中国的未来。1949年1月22日，郭沫若书赠李一氓联语一副：“国有干城扶赤帜，民之喉舌发黄钟”，对始终站在革命第一线、重视文化宣传的李一氓表达了由衷的佩慰和祈冀。

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曾任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50年代，李一氓多次随郭沫若赴柏林等地出席世界和平理事会，并担任世界和平理事会书记处书记，共同为维护世界和平而努力。

1951年2月，中国代表团赴柏林参加世界和平理事会第一届会议，右四为李一氓，左四为团长郭沫若

 郭沫若是文史大家，以考古闻名于世。李一氓在中国古典文化方面也是造诣颇深，被陈毅赞誉为“党内少有的大知识分子”。政务之暇，因着同好，或邀约同访古玩店，或会聚郭府，以谈论金石、书法、诗词、戏曲、历史为乐。郭沫若曾称赞李一氓的书法是“章奇乞巧，行文大度、流畅，结字宽博从容，点画劲挺，线条畅达，处处显现出较深的笔墨功力与才情”。

 1978年郭沫若逝世后，对郭沫若全集的出版和郭沫若研究，以及郭沫若故居的建立，李一氓都特别重视，并且提供了许多宝贵的意见。1983年5月，郭沫若逝世五周年前夕，李一氓出席郭沫若研究学术座谈会，作了《正确评价郭沫若同志》的发言，并积极发起成立中国郭沫若研究会，当选首届名誉会长。在发言中，李一氓满怀感情地讲述了郭沫若善于发现人才、乐于奖掖后进的具体事例，并肯定地说：“在几十年的敌我斗争中，郭沫若没有含糊过”。李一氓在谈到郭沫若的历史研究时说：“就我个人来说，我真正佩服的，是郭老对中国古代社会的研究，是他的中国历史分期意见，是有关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断，这是站得住脚的，马克思主义的，是首创性的。”李一氓认为，郭沫若的是非功过脱离不了特定的历史条件和客观的形势，要以历史和辩证的唯物主义观点去全面地、客观地、实事求是地看待和评价郭沫若。

 李一氓在近80岁高龄时受命担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小组组长，为保护挽救中国传统文化呕心沥血，团结全国专家，将古籍整理工作推进到了一个新阶段。李一氓对《甲骨文合集》的整理出版工作给予了极大的重视，这部由郭沫若主编、在他生前未完成的《甲骨文合集》，经过20多年的努力，终于在1983年13册全部出齐。李一氓认为，这部书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化上的一项重大成就。从《甲骨文字研究》到《甲骨文合集》，见证了李一氓与郭沫若半个世纪的情谊。

 1983年李一氓率领中国国际交流协会代表团出访日本，来到郭沫若曾经做客的饭店。李一氓回忆当年旧事，不禁感慨万分，作诗以表达对郭沫若的无限怀念：

郭老嗜食荞面，1956年重来日本，茅诚司教授特为设座莲玉庵以飨之。今访东京，复蒙召饭于此，并话当年旧事，惜余未能如郭老之连尽五碗也。录呈请教

游学艰辛避难难，相思常驻利根川。

淡香荞面有同嗜，今日重逢莲玉庵。

（作者：李一氓孙女）

信息来源|中国党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