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文艺理论家和文艺教育家——何洛

（二十年代校友）

何洛，曾用笔名何鸣心（ 1911年 9月 21日 — 1992 年6 月13 日 ）。重庆丰都人。中共党员。著名文艺理论家、文艺教育家，左联作家。一级教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中国人民大学校务委员会成员。历任中央党校学员，马列学院编译部日文组组长，鲁艺干部，华北联大及华北大学教师、系主任，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系主任、名誉主任，中国延安文艺学会会长、全国马列经典文艺理论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市文艺学会会长等。

何洛，四川丰都县旧制高小毕业，早年受五四运动的影响，和同学一起去绸布店查烧过日货。也以高小学生会名义共同发出过“快邮代电”，反对四川军阀的苛捐杂税。到南京金陵大学附中就读时，又因“五卅惨案”发生，在群众大会上听到著名革命家肖楚女的激奋人心的演说，当即参加群众示威游行，抗议日本帝国主义在上海强杀工人顾正红等。因此，从教会学校转学到中国人办的上海浦东中学读高中，1928年秋，入日本早稻田大学经济专业学习。却把更多的时间用于校外左翼文艺团体组织的马列主义讲座和进步文艺作品的研讨活动。学生时代，何洛就参加了数次学生爱国运动。

1931年回国，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加入左联，在从事地下党工作时，由于叛徒出卖，与邓拓一并被捕入狱，受尽迫害摧残，关押五年。后经党组织营救出狱， 1937年入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后调至马列学院编译部任日文组组长，尔后又到鲁迅文学院总支工作。直至解放战争期间，何洛一直战斗在革命的文化战线上，先后任晋察冀边区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文学系主任、华北大学二部二分部主任，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培养了一批德才兼备的文艺战士。

建国后，又历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语言文学系主任、中国延安文艺学会会长、全国马列经典文艺理论研究会第一至五届副会长、北京市文艺学会第一至四届会长、全国马列文论研究会顾问、北京社科联顾问、北京文艺学会会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北京文联常务理事等职务。 

何洛对在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的贡献尤为显著，从文研班的创建到担任中国语言文学系的系主任，在三十几年的时间内，他一直满怀着对于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办好以文论为主要特色的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的期望，兢兢业业的工作，为中文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他参与创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研究班，在周扬同志和学校领导的支持下，与何其芳同志一道主持“文研班”的领导工作。并且走向教学第一线，亲自为本科生和研究生讲授“文学概论”和“马列文论”专题。同时，他还经常关心学生的课余活动，曾经带头撰写学习《讲话》的体会，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提供方法上的示范。发表于《新建设》1962 年第5期的长篇论文《革命文艺的康庄大道》，便是当年纪念《讲话》20周年的一篇重要文章。

1984年起，何洛因年事已高，便改任中国语言文学系名誉主任，并参加校务委员会工作。但他仍关心系里的发展，尤其关心系里的学科建设和中青年教师的成长，强调学科发展和教学研究的要以马列主义导向，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改革、开放紧密结合起来，两者不可偏弃。 

他渊博的理论知识，清晰、深入的讲解，深深地吸引学生；尤其是他善于在讲课中穿插一些文坛轶事（包括吟唱陕北民歌曲子），更常常激起同学们的掌声和笑声。在同学们的眼中， 何洛 教授是一位幽默风趣的智者，也是一位和蔼可亲的长者。这位平易近人、毫无教授架子的智者，还是一位饱经革命风雨磨砺的老党员、老干部。

正是这样一位革命志士与学者一身二 任的 教授，在华北联合大学和人民大学的讲坛上，默默地奉献着自己的才智，为培养一代代延伸民族文脉和学脉的新型知识分子而拼力耕耘。
　　他既重视古今中外文学理论的传授，又严格要求学生树立坚定的革命立场和政治方向，常用鲁迅的“要做革命文，先做革命人”的名言勉励大家。课余，尽管有助教老师协助他辅导学生，他也没有放松教书育人，经常约些学生到他家里座谈，征求对教学的意见，回答大家提出的问题。有一次，大家向他反映政治运动占去了太多的读书时间，并流露出某种厌烦情绪时，他不但不批评，反而笑吟吟地说：“如今比当年战争环境办学好多了。那时，课室是流动的，或在窑洞，或在山沟，每遇敌机轰炸就进入山洞洞，书本和教具随身带着，走到哪里学习在哪里。虽然书读得少些，但革命这本大书却比书斋读得透。”又说：“越是条件艰苦，越会挤时间读书，废寝忘食地吸吮如烟海的知识。”听了这番话，如沐春风，心里亮堂多了。此后，大家便试着在参加政治运动的同时，抓紧时间读书，挤时间读书，居然很是灵验。可以说，是 何洛 教授和新 闻系的 老师们，把大家引向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理论联系实际的成才之路。师恩浩荡，学生的感激之情绝非是“感激”二字就能充分表达的。
　　何洛的一生一直致力于教学工作、理论研究及写作，凝结成为他的众多著作。建国前，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他坚持教学与写作，不仅写文艺理论、特写、散文、剧评、杂文，还写出了《易卜生在中国》等有影响的学术论文；而且创作了揭露通敌的地主恶霸的讽刺性独幕剧《接皇军》。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期间，他同时兼顾文艺理论的教学与研究。20世纪70年代，他参加学术界关于形象思维问题的论争，并于80年代初出版了专著《实践美学》等学术著作，在文艺界产生了较大影响。直到1992年逝世前半年，他仍笔耕不辍，发表了抒怀言志的诗章，结集为《潮声集》。